这是中国教育改革试验的第四十个年头，40年沧桑巨变。此间，基础教育的每一步变迁，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在教育领域的印证与缩影。数十条针对教育的“减负法令”亦依次出台，让这漫漫改革路同样成为一条曲折的减负之路。而这疲于表面的教育减负，最终搭建的都只是一个处于幻境中的教育乌托邦。

大量事实证明，基础教育减负并未减掉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而将本该属于学校的教育责任转移到了社会和市场。减负大旗一挥，首先被规范整治的就是学校的教学活动时间，要求学校严格遵守教学课时，不得超时。

2010年前后，各省市下达通知要求严格确保学生的休息和锻炼时间，大部分小学下午三点半左右按时放学，家长们开始饱受“三点半难题”的困扰：社会上的绝大多数工作单位五点半左右下班，同时处在职业发展关键阶段、小孩抚育关键阶段的父母，由于分工、作息时间的不匹配，导致没有办法接孩子，遭遇了现实的教育困境。

基础教育减负不仅使家长工作时间与学校教学时间难以衔接，更使社会及家庭对于学校教育质量的需求难以被满足，这也导致了另一个令人遗憾的情形：处于深度焦虑的中国家长不得不付出更多的经济成本去寻找托管机构看顾孩子，甚至带他们去往名目繁多的补习班辅导完成作业。

减负政策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公共基础教育资源的提供减少，催生了大量的校外托管班，补习风潮愈演愈烈，培训机构野蛮生长，教育市场乱象丛生。社会整体教育资源失衡，教育产业化、市场化成为教育公平的天敌。家长们展开一场疲惫而漫长的“军备竞赛”，由此带来的更多时间投入与更高经济成本，让他们苦不堪言。新浪教育发表的《2017年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显示，教育支出已占到家庭年支出的50%以上。

电影《西虹市首富》结尾有这样一幕，环球旅行后的王多鱼夫妻预备裸捐全部财富，临时想到要预留子女抚育经费，结果列出了一张“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养儿成本清单，而二胎让这个成本瞬间翻了倍。好的喜剧，就是在荒诞中解构现实的阵痛。与之相对应的是，2015年全面二胎政策出台，然而根据统计数据，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比2016年减少63万，人口出生率为12.43%，相比2016年下降了0.52%。

一次次披着“减负”华丽外衣的教育改革政策积下了累累弊害，导致乱象丛生。如今发生在中国的种种教育困境，与30年前开始实施“宽松教育”的日本如出一辙。由于大学入学考试“只认分数”而导致的基础教育应试化、学业负担过重现象，1976年12月18日，日本文部省发布教课答复报告《关于改善小学、中学及高中的教育课程基准》，提出“精选教育内容，旨在实现学生过上宽裕而又充实的学校生活的目标”。这个答复报告顺应了民众缓解下一代学业压力的诉求，成为著名的“宽松教育”的标志，也成为此后主导日本基础教育30年的方针。

“宽松教育”政策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教育供给，当教育责任从学校转移出来，家庭支持日渐成为学业竞争的重要因素，不同的阶层显现出明显分化：底层家庭得不到入场券，富豪阶层可以购买最好的教育资源，而中产家庭承受着最大的学业竞争压力。

经济负担、选择焦虑和全家被裹挟参与应试教育，成了压在日本中产头上的三座大山。他们掏空了自己，喂饱了私营教育机构。1976年后的二十年间，家庭教育支出一路攀升，然而升学率却一路下滑至低谷。家庭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更多的参与进了学生的教育，使得社会流动变得更加停滞。“宽松教育”带来的诸多恶果显而易见：公立学校得不到最好的资源，而私营却逐日壮大、盆满钵满；中产家庭教育负担激增，生育率低迷；国民整体学力连年显著下跌。

20年间，日本的“宽松教育”实现了从“减负”再到“反思减负”的过程，当下也在走一条“去宽松化”之路，这应当给中国的基础教育减负之路提供更多思考与借鉴。一个越发清楚的事实摆在眼前：在具备全局化、系统化的视野之前去妄谈改革教育体制，这种情况下的减负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三次社会大分工使人类自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各种劳动形式经由社会划分而各自保持独立化与专业化。专业的人做擅长的事，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大为缩短，从而使社会生产效率显著提高。教师作为社会分工中的重要一环，提供着专业的教育服务。这种教育服务基于社会分工而产生，为社会运转所必需，并且难以程式化，更不可能轻易被家庭教育所替代。

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中的课业部分，校园更是有不容推却的责任。以小学教育为例，一些城市规定8:30上学，4:30放学，外加每年寒暑假雷打不动3个月假期，一年中老师的固定工作时长远低于大多数企业工作人员。这也引起社会范围内的一些攀比和微词，不利于尊师重道社会氛围的养成。

调查发现，许多家长在处理完繁重工作后，需回家辅导子女功课，并花费大量业余时间去培养课外爱好，不堪重负。其中，从事企业管理和技术的家长普遍比其他职业家长对孩子期望更高，他们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去教育子女。家长固然对子女教育有着重要职责，但他们同时已经承担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各种分工，不应再成为青少年教育工作的主力军。

有的学校和教师，在“减负”政策下明目张胆推卸教育责任，把学校功课转移作家庭功课，把学校辅导变成家长辅导，显然已与政策初衷背道而驰。减负政策下，更多的教育责任由校园推给了家庭，教育体系的分工混乱导致校外补习班热火朝天、家长们不堪重负、社会生育率低迷。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相互不可替代，本应各施其责。我们的慌不择路，从教育系统开始蔓延到全社会，逐渐陷入僵局。因此，基础教育的责任该由家庭回到校园，教育体系亟待更加专业、合理化的分工。

根据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观点，学校是统治阶级文化再生产的场所，将上一辈的文化资本转移到下一辈，不同的阶级在这个过程中的文化资本获取是完全不同的。“素质教育”下，上层社会不仅能够提供足够的知识、阅历和生活经验，更是提供一种习性，使得孩子能够获取一种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和品味，同时保证其社交关系。高的学业成绩能够保证孩子获得名牌文凭，实现一个制度性的阶层固化合法化。

当今中国，高等教育的选拔机制——高考作为不可替代的重要人才选拔机制，依然是通达成功彼岸的独木桥，甚至是许多群众改变命运、实现向上流动的唯一通道。高考这个指挥棒引导着所有家长的价值取向，也间接传导给了孩子和学校，就像国家人才需求引导了家庭人才供给，家庭人才供给又传导给了终端人才加工。

在整个教育产业链条上，最没有定价能力的家长们成为了最焦虑的人才生产供给方。虽然他们需求庞大，但是他们无组织，像股市散户一样盲目和情绪化，因此他们希望终端人才加工商能提供平等、充足、多样化的服务，缓解家长们的焦虑，同时也希望国家创造更多的人才需求，提升家庭人才生产积极性，实现良性循环。

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念兹在兹。他曾经明确谈到，“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承担着让每个孩子健康成长、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任。”他不仅自己十分敬重老师，言行之间他还不断鼓舞人民群众共同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使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他表示，"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

当前，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要把补短板作为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教育补短板应该成为其中重要一环，深化改革应在减税、降费之后，迎来广义的“全民降负”。中国教育乱象的本质是不公平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当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

首先，加强教育立法，完善财政保障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过程应该向教育领域适当倾斜。世界范围内，许多发达国家的教改之路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案例：日本经过多年对教育的实践和探索，设立了一系列法律制度来保障基础教育的投资与发展，《教育基本法》明文规定“教育机会均等”，“地方交付税”制度则为消除不同地区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导致的教育经费不均衡状态，力促各地区教育均衡发展；英国1870年颁布《初等教育法》，开启真正意义上的基础教育，1987年《教育改革方案》明确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全国统一课程及成绩评定制度，中央政府对教育的管理趋于加强。

第二，提供多样化“三点半难题”解决机制，引入第三方机构协助教育托管。“三点半难题”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在香港地区，菲佣承担了接送小孩的主要职责，还有各类补习班接力校园教育，除了承担更多的教育成本之外，职场中的父母可以安心工作；在台湾，安亲班、补习班、课后班大量存在，这些市场化的机构收取一定费用，去学校把小孩接走，代替家长看顾小孩、辅导功课；在美国，一些社会团体亦参与协助，譬如某些寺院即可安排托管，解决“三点半问题”，并且美国的基础教育不以应试为绝对主导，不鼓励填鸭式，因此三点半以后的时间还给学生，并不会使家长产生过度的不适应和焦虑感。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教育重建运动的兴起，美国实施了一列的基础教育财政体制改革，其中一条是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教育督导制度：除了对教育政策、活动、法规的执行程度进行考察与监督外，还协助下属学校进行教育管理及培训等辅导。美国是专职和兼职相结合的督导队伍，督导人员的资格要求相当严格，不仅要求有相当丰富的专业训练、工作经验外，还要求具有广博的知识和多方面的技能。

我们不妨大胆假设，纳入一定的公务员来扮演美国教育体系中督导人员的角色。当今中国，地方政府存在一定冗员冗政现象，透过合理化的转岗机制将公务员吸纳至教育系统，协助学校承担更多教育职责，是一个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基层公务员大多年轻、素质高，与督导职位要求有一定接近性。他们进入教育部门，协助学校进行教育管理及学生辅导，而中小学教育系统亦可吸纳相当一部分原本在政府系统冗余的公务员，资源错配问题得以解决。

除此以外，提高学生在校时长，以完成课堂教育及课后作业为基本目标；学校设立低成本甚至免费的托管班，供学生与家长自愿选择；开展多元化的课外活动，培养学生学习以外的兴趣爱好，提高综合素养等等方式，也都应该成为解决机制的选项之一。

很难说哪个国家或地区的模式能够成为供我们解决问题的一剂“良药”。我们更应随着对解决模式思考的增多、经验的积累，勇于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破题之道，彰显我国基础教育的自信。

第三，敦促教育主体调整教学方式、形态与目标。中国教育改革的目标不是减轻负担，没有任何一种真正的教育理念，会以负担轻重为衡量标准。更何况，我国目前还有非常多的家庭还在为造就第一代大学生竭尽所能，这个群体更相信通过艰苦的学力竞争获得公平的向上流动机会。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承认学业负担是向上流动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没有捷径，只能依赖“应试”这条布满荆棘的攀登索，“减负”甚至不是他们的命题。“减负”政策在我国没有形成全体民众的共识。负责任的校园、教师和家长，谁都不敢轻易松懈。

纵观西方世界的基础教育，他们多实行小班教学，能做到寓教于乐，让学生进入好学状态进而“乐此不疲”。让孩子从被动灌输变为主动求索，让学习方式从单一记忆变为多元吸收，让价值感、成就感替代唯一的“考高分”的追求，让教育过程既包含书本学习，也包含实践学习；既有课堂学习，也有校外的学习；既有制度化学习，也有自主的学习。基础教育在提质升级的过程中，自然降低了填鸭式的、机械的课业负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与质量。

因此，应当摒弃“一刀切”的减负禁令，让学生回归优质高效的校园教育。一些“减负”政策，只是减掉了很多表面上的负担，而不是学生真正的负担。好的教育，从来就不依靠减负；学生减的负，更不该由家长来承担。

第四，提高教师待遇，培育具备责任心的高水平教师，让他们在基础教育中承担更大的职责。基础教育提质升级，归根结底需要依靠高水平、负责任、愿奉献、讲师德的好老师，提升他们的职业成就感、荣誉感、获得感和教育威信，树立师道。

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将在校园度过大量的学习时间，我们尊师重道，希望让热爱教育、怀有育人之心的教师和学校获得话语权与尊重，从而承担更大的教育责任。提高学生在校时长，提高教师收入水平，降低家长教育负担，推动教育转型升级，释放中产生育意愿，对促进社会经济活力和良性发展有着重要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