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heme）：

香港居民北上热潮的启示

自去年以来，香港游客跨境到深圳消费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当探讨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相较香港，深圳的商品和服务既便宜又好，性价比较高。但这个解释显然不够充分，禁不起进一步的追问——为何在那2016至2019年期间，相似的价格优势未能促使香港游客大规模跨境消费？

答案藏在本文的标题之中，这一现象发生是“必然的结果”，而在去年发生则是“偶然的时机”。当然，时机也并非完全偶然，包括小红书在内的自媒体平台大大加快了这一现象的发展速度。事实上，疫情结束后，不仅香港居民北上消费的现象显著，还有相继流行的山东淄博“烧烤”、哈尔滨“小土豆”与甘肃天水“麻辣烫”。在这些现象背后，“病毒式”短视频的传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同样的现象在全球对中国的认知上也有所体现。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之前，中国在全球的形象实际上是在缓慢但持续地提升，2018年盖洛普全球领导力调查中国甚至超过了美国。但其后，特朗普政府编造的“另类真相”、欧美建制派机构的持续抹黑、媒体的夸大报道都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随后，疫情又将民间交流降低至冰点，西方民众受传统媒体的影响，形成了对中国的负面印象，而自媒体上关于中国的正面信息主要由中国居民分享，却常被质疑为中国政府的宣传工具。

这一切，已经并将持续随着过去半年中国政府的积极行动而发生改变，多国免签政策的推出和支付手段便利性的提升将带来海外游客数量的指数级增长。随之而来的，是社交媒体上日益频繁的积极形象展示，这将逐步改变世界对东方巨龙的认知。从TikTok上的一段段短视频到YouTube上的深度旅行日志，中国的国际形象正经历一场温和而深远的变革。

首先，免签政策的推出是中国对外开放态度的具体体现，它不仅为海外游客提供了便利，更是一条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文化纽带。“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让旅客在短暂的停留中得以一窥中国的现代化面貌，感受中国社会的秩序与和谐。这种政策的实施，无疑将激发更多外国游客的好奇心，促使他们踏上探索中国的旅程。

其次，社交媒体的传播力量不容小觑。在TikTok和YouTube上，中国的城市风光、自然景观、历史遗迹以及日常生活的片段，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这些内容的传播者不仅包括专业的旅游博主，更多的是普通游客，他们用自己的视角和语言，讲述着在中国的真实体验。这种去中心化的传播方式，让中国的国际形象更加立体和多元。

再者，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亲身体验中国，他们的故事和分享成为了中国最好的名片。正如上文所述，一些外国游客在中国感受到了秩序、安全和文明，他们将这种积极的形象带回自己的国家，通过口碑传播，进一步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这种自下而上的传播模式，比官方宣传更能打动人心。

当然，国际形象的塑造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它不仅需要政策的支持和媒体的传播，更需要一个国家的内在魅力和文化自信。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自己的文化特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种自信和坚持，是中国赢得国际尊重的关键。

展望未来，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以及国际交流的持续加强，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热潮将会持续升温。中国的自然景观、历史遗迹、现代城市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特色，都将吸引全球游客的目光。同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积极作为，也将为其国际形象的提升提供更多助力。

总之，中国对海外游客的免签政策和社交媒体上的积极传播，正在为中国国际形象的改善注入新的活力。随着外国游客的亲身体验和分享，一个真实、立体、积极的中国形象正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树立。

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仅为中国旅游业带来了机遇，更体现了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外国游客在中国所见证的开放、包容、进步的国家形象，与他们在本国通过传统媒体与政客描述所获得的印象形成巨大反差。

反差带来反思，反思领先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中国的正面印象可能将逐步转化为对中国资产的认可。高盛6月份“Prime Insights & Analytics”报告显示，目前在岸和离岸市场合并后投资者对中国的头寸暴露仅为5%，远低于10%历史分位的5.3%，处于最低点。此外，净头寸暴露也只有7%，低于10%历史分位的7.4%，仅略高于2022年一季度与2024年一季度6.5%的极端值。这些数据反映出市场对中国资产的投资态度相对谨慎，但同时也暗示了潜在的投资机会。

若进行历史对比，当下西方人来中国的体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改革开放时中国人赴西方时的感受相提并论，虽然程度可能要弱一些。随着时间的推移，民间观点的改变最终将导致西方国家政客难以通过攻击中国来吸引选票，从而促进形成一个对中国更为友好的国际环境。这一过程可能将很漫长，但其触发点可能也十分偶然，例如一条西方社会亿级传播量的短视频。

自媒体时代，一切皆有可能，而且速度很快，只要方向明确。

二

风险（Risk）：

美国大选的突发事件

6月27日晚，美国现总统拜登与前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第一场总统竞选辨论，揭开了美国大选的序幕，这场大戏将跟随着三季度同步展开，逐渐进入高潮阶段。在这一关键时刻，各种民调和赌盘数据（如Predictit），以及候选人之间的辩论，都成为预测选举结果的关键指标。这些因素可能对美国经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以及未来的演化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风险首先体现在候选人的健康问题上，两位高龄候选人中，特朗普虽然在媒体评论中常以“谎话连篇”“拒绝回答问题”的形象出现，但辩论后的民调支持率却显著上升，反映出选民对拜登健康情况的普遍担忧。拜登的健康情况增加了突发事件的概率，其中包括民主党是否会更换候选人，以及拜登在高强度的竞选过程中是否会出现健康问题等。这种不确定性不仅可能引发市场波动，还可能对政策制定产生无法预期的影响，抑制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导致投资者信心受损，进而影响股市、债市和汇市的表现。

突发事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美国现政府仍在致力于通过财政刺激推动经济增长，而在两党严重分裂的国会中，现任总统的个人政治影响对财政政策的实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突发事件大概率会导致财政政策的调整，如税收、政府支出和赤字水平的变化，这将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

海外方面，美国大选首先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如果拜登发生突发事件，或民主党决定更换候选人，那么两国元首达成的《旧金山共识》是否会被新任领导人接受，中美之间现有的沟通渠道能否持续，都将是未知数。若特朗普当选，新一届政府可能改变对华政策，其贸易保护主义立场可能将导致全球贸易流动和供应链的未来格局重构。这个重构过程将产生巨大的不确定性，对风险资产价格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突发事件对能源与粮食市场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这主要是因为拜登与特朗普在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问题上的态度及政策截然不同。若拜登退选，其继任者的政策取向将更加不明朗。而俄乌和巴以问题的参与方作为主要供给方与主要地缘国，对航运、能源以及粮食价格的影响都非常巨大，直接影响商品头寸的盈亏。

在这种不确定背景下，政策制定者、企业和投资者多方面都需要保持高度警觉，密切监控选举进程和相关风险。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刻，理性的分析和审慎的决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而投资中更为关键的是，通过有效的对冲策略来管理市场可对冲的风险因子，并为潜在的已知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制定头寸调整预案，才能确保风险来临时能够应对自如，甚至将风险事件转化为主题机会，实现转危为机。

三

资产（Asset）：

新三大泡沫与中国风险资产的互动

回看过往会议材料、笔记与微信记录，自2016年初起笔者开始提及三大坚硬的泡沫（美国股市、日本债市、中国房市），8年后的今天，中国房价泡沫已经破掉，日本债券泡沫正处于破局之中，美股在2022年经历一次调整后再创新高，形成了新的泡沫。但当前市场已经形成了新的三大泡沫——美国股市、中国债市和日本房市。

第一个泡沫来自美股。2024年二季度，全球股市整体呈现波动态势。中国主要股票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而港股却有所上涨。这一差异一方面反映了港股市场在出清方面比A股更彻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全球其他市场的相对强势。同期，全球主要股指如标普500、日经225等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波动，其中纳斯达克100与印度50指数显示出较为积极的增长态势；而在前一季度极度热门、指数ETF被中国投资者推高至大幅溢价的日经指数，在二季度却下跌了1.9%。

值得注意的是，美股市场的上涨越来越集中，二季度信息技术和通信服务板块可能因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的持续增长而表现较好，而材料和工业板块可能受到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表现相对较差。以英伟达为首的“美股七姐妹”的股价表现，越来越接近历史上泡沫时代的头部企业，如70年代初的“漂亮50”与90年代末的网络股。

编者注：

①“美股七姐妹”（Magnificent Seven）是由苹果、微软、英伟达、谷歌、亚马逊、Meta和特斯拉组成的科技巨头集团。

②“漂亮50”（Nifty Fifty）是美国股票投资史上特定阶段出现的一个非正式术语，用来指上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50只备受追捧的大盘股。

当前美股的泡沫特征十分显著。在微观个股层面，很多人常将今天的英伟达与2000年网络泡沫时期的思科进行对比，英伟达在盈利能力方面明显优秀很多，且估值也未达到思科当时的极端水平，这也是目前美股市场好的一面。因此，在全球投资者对美股亢奋情绪的推动下，科技股可能会再次重现1999年四季度至2000年一季度的超级牛市行情，彼时纳斯达克100指数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但是，这个概率并不高。

问题出自宏观层面。本轮美国牛市背后是美国政府为了选票而采取的刺激性财政政策。与90年代相比，美国经济自1992年开始复苏，美国政府财政赤字逐年修复，财政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从-5%逐步改善，至1998年实现了财政盈余，一直持续到2001年达到了2.5%的高点。而在2020年疫情冲击下，为了稳定市场，美国政府的财政预算支出占GDP的比重一度达到惊人的-18%，虽然2022年某一季度收窄至-4%，但随后又迅速扩大，去年最极端的季度年同比达到-8%，而根据当前的预测，今年的财政赤字有可能会进一步超过去年的水平。

由于美国债务的不断攀升，其政府杠杆率已经从2000年的不足50%迅速上升至目前的110%以上，其中相当一部分债务扩张由美联储买单。这导致当下市场很难完全忽略这个脆弱性而持续推升股票价格，因为担忧在下一次危机中，美国政府对市场的支持能力将明显弱化。

第二个泡沫来自中国债券，特别是超长债。

机构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低迷时期，更倾向于推广债券产品。由于债券产品，尤其是几乎没有违约风险的利率债产品，相对更容易吸引投资者，加之市场对30年期国债ETF走势的乐观预期，以及对“中国经济日本化”趋势的讨论，追涨的情绪日益高涨。然而，散户投资者往往会因为认知问题而忽视久期风险，这正是中国国债超长债泡沫的核心基础。

截至2024年二季度末，中日美3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分别为2.425%，2.25%和4.56%。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这三个经济体在2024年和2025年的经济增速分别为5%、0.9%、2.7%与4.5%、1.0%、1.9%。值得注意的是，中国30年期国债2.4%的到期收益率远远低于中国经济的潜在实际增长率（4%至5%），更不要提名义增长率。

相比之下，美国经济的实际增速约为1.5至2%，而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2020年的极度量化宽松政策期间曾短暂低于1.5%，低于2%的时长前后也仅持续了约一年，目前该收益率已升至4.6%。而日本作为一个长期潜在增长率低于1%的经济体，其30年期国债收益率仅在日本央行总资产从GDP的30%迅速扩表至135%的规模水平时才低于2%。相较之下，中国国债在完全不存在量化宽松可能的背景下走到这个利率水平，似乎已经进入极度泡沫的阶段。

短期风险也在逐步累积，从去年底以来，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在缓慢增加，同时商品价格的持续回升也加剧了生产者价格指数（PPI）上涨的可能性，这不仅可能抑制央行降息的意愿，而且在通胀回升期间，对经济的支持可能更多地依赖于财政政策。二季度，国债收益率曲线走出了一波牛陡行情。展望三季度，超长利率债泡沫破灭的概率明显提升。

央行明显已经注意到超长债泡沫的潜在风险，2016年国海证券事件与2022年硅谷银行（SVB）事件均提醒了监管机构对此类风险的警觉。国海证券债券风险事件期间，10年期国债期货一周内下跌了5%，而2016年8月新发的30年期国债在同年12月一周内下跌了10%，从2016年10月的高点到2017年5月的底部，该债券的回撤幅度达到了17%。

在上一轮的调整中，由于散户投资者的参加度较低，证监会能够迅速协调机构投资者以稳定市场。然而，如果本轮债券市场出现下跌，由于散户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发生踩踏的概率大大上升。

第三个泡沫现象出现在日本的房地产市场。房产本身无法在二级市场中直接交易，但其作为风险资产与股票市场的相关性很高，从某些角度来看，这导致日本部分股票的估值高到离谱。2024年一季度，日经ETF在中国市场的交易价格出现高达20%的溢价，然而不幸的是，二季度日经指数以日元计价呈现略微下跌，同时日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下跌超过了5%。因此，那些在一季度以20%溢价追涨日经ETF的投资者，如果未进行汇率对冲，其损失约25%，即使进行了对冲，损失也有20%左右。

展望三季度，日本央行面临日元持续羸弱的挑战，无论是退出量化宽松政策还是采取加息措施，房地产市场和股市都将面临压力。此外，自2022年以来，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上始终犹豫不决，如果继续推迟货币紧缩，可能会导致日元进一步大幅贬值。

商品方面，市场同样呈现美强中弱的格局，很多预期部分背离了真实需求。二季度有色金属走出一波大行情，表现先强后弱，而黑色走势则一波三折，表现先弱后强再弱。有色市场的行情来自于美国AI对电力潜在需求的炒作，但实际需求并未得到有效提升，与此同时，中国市场有色还在累库。黑色价格中间阶段走强主要受到地产的预期驱动，但随后的走弱则印证了中国房地产需求的不足。

外汇方面，二季度全球外汇市场经历了一系列显著的变动，这些变动不仅反映了各国经济状况和货币政策的差异，也与地缘政治事件紧密相连。

美元指数在二季度表现强劲，录得1.3%的涨幅。与此同时，尽管人民币对美元出现了一定幅度的贬值，但其汇率指数却小幅上涨了0.2%。日元、欧元和英镑等主要货币对美元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贬值，其中日元贬值幅度最大，达到了5.9%。

展望三季度，人民币的不确定性继续来自外部，美元的强弱走势以及日本、韩国能否有效支撑住日元与韩元，将是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关键因素。从中国管理层的角度来看，在当前国际竞争环境下，人民币不太可能在日元韩元大幅贬值的情况下单独升值。

从季节性因素来看，人民币在二季度通常会由于港股红利支付与暑期旅行的需要而出现贬值，三季度趋势性不强，而四季度则可能迎来更多的机会。鉴于人民币利率依然显著低于美元利率，其吸引力相对不足，所以三季度仍然面临继续贬值的压力，但贬值幅度预计有限。总体来看，三季度人民币对美元大概率呈现走弱态势，但其汇率指数有望略微走强，与二季度的表现相似。

四

资金（Capital）：

货币增长失速的两面性

资金方面，二季度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中国狭义货币供应量（M1）增速的大幅下滑，同比增速从1月的+5.9%一路下滑到5月的-4.2%，同时中国4月份当月新增社融出现负增长也令市场感到震惊。数据表现疲软且低于预期，这背后有几个特殊因素在起作用。

其一，存在一种反周期的调节机制。一季度GDP的超预期增长表明，市场并不迫切需要积极的贷款和债券发行。自2月初以来股市的反弹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其二，央行已采取措施，防止超长期债券的投机泡沫加速形成。由于收益率远低于历史低位，央行主管媒体发文明确警示一些中小银行要注意防范硅谷银行（SVB）类型的风险。因此，央行减少了货币供应，导致票据融资大幅下降。其三，季节性因素也在发挥作用。4、5月通常是每年数据的低点，今年的情况只是特别疲软。其四，一个新的因素——手工补息整改，使得新数据在短期内变得更加难以解读。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手工补息这种操作带来了若干负面影响，需及时出手治理。

首先，这种做法可能导致银行间的不公平竞争，扭曲市场竞争机制。为了吸引存款资源，部分银行可能提供超出正常存款利率范围的补贴，这妨碍了货币政策的刺激效果。这种做法通常较为隐蔽，监管机构难以发现和监管，增加了金融监管的难度，并可能影响监管机构对金融市场风险的准确评估和控制。

其次，为了支付额外的补贴，银行可能需要采取更高风险的投资策略以实现更高的回报，这可能增加银行的运营风险，甚至触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或者，银行可能不得不提高其资金成本，而这一成本最终可能转嫁到贷款利率上，导致整体融资成本上升，从而抵消了货币政策刺激的目的。

最后，手工补息的做法还扭曲了市场利率信号，影响了资金的合理配置。正常的利率反映了资金的供求和风险水平，而手工利息补贴扭曲了这一信号，可能导致资金流向效率低下或高风险领域。

手工补息的存在人为地提高了之前的贷款和社融需求。在人为提高的存款利率之下，部分企业可以以较低成本从银行借款，随后再贷给以更高的利率贷给其他银行，有时甚至是同一家银行，从而获得利差。

由于上述负面原因，监管机构在今年4月出手禁止手工补息，导致部分贷款和存款项目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消失。考虑到这一调整过程将持续数月，预计未来的贷款和社融增长可能会持续低于历史正常水平，或会延续至三季度。较弱的名义贷款与社融增速，尤其是显著放缓的M1增速，可能对风险资产产生持续的潜在负面影响。

然而，如果从经济的基本面来看，股票市场的羸弱与债券市场的强势可能过度放大了这一影响。首先，取消手工补息有助于降低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进而降低实体企业的融资利率，这对经济增长构成利好。其次，深入分析可以发现，为了高息而来的贷款转存更类似于会计处理而非实际活动，因此对实体经济的实质性影响微乎其微。最后，历史数据表明，M1增速的极低值通常也预示着市场的反转。

从全球视角来看，美联储继续在量化紧缩中撤回流动性。二季度逆回购存量缓慢地从5000亿美元左右下降到4000亿左右，尽管作为市场的主要流动性来源——财政部存款的下降抵消了量化紧缩大约2/3的影响，但美元流动性实际上在二季度是有所收缩的，大约减少了1200亿美元。然而，美元流动性的下降并未导致股市的下跌。自去年12月以来，标普500指数的回报率达到了30%，股价与美元流动性之间出现了明显的背离。鉴于美联储对更高更持久的利率水平表现出更大的耐心，当前的股票价格大概率被高估了。

作为全球流动性的最后提供者，日本央行也停止其资产负债表的扩张，自去年底以来，日本央行总资产几乎没有变化。可以说，日本央行在市场压力下被逼到了墙角。

自去年11月以来，日本央行一直在减少对5至10年期债券的购买量。去年11月和12月购买量首次减少了1500亿日元，略超市场预期，导致美元兑日元汇率从152降至141。但随着日本央行暂停进一步行动，日元在3月货币政策会议前迅速回吐了所有涨幅，并急剧贬值。日本央行随后减少了500亿日元的国债购买量，但由于缩减规模仅为去年底行动的三分之一，所以无法单靠货币政策紧缩支撑日元，因此不得不直接进场干预。

积极的日元市场干预叠加减少日本国债购买量确实短暂地将美元兑日元汇率从160降至150以下，但这种效果并未持续。利率差异对美元极为有利，毫无意外地，截止到6月底，美元兑日元汇率再次突破160。

日本央行在6月的会议上承诺将在7月重新评估购债规模，大概率会再次压缩，甚至可能制定计划停止量化宽松政策并设定加息计划。历史经验表明，在2000年和2007年，日本通过加息和撤回流动性来捅破泡沫，随后日经指数与标普500的回撤幅度均超过50%。

历史重演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五

经济（Economy）：

中美驱动后续的不确定性提升

2024年二季度，全球经济增长表现出意外的韧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再次上修了对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从1月的预期3.1%到4月的3.2%，其中发达国家的增长预期从1.5%上调至1.7%，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长预期则从4.1%上调至4.2%。美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修幅度尤为显著，从2.1%上调至2.7%，几乎成为驱动发达国家增长的主要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尽管IMF在4月报告中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维持在4.6%未作调整，但其后在5月对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后，又将中国增长上调至5.0%，同时将2025年的增长预期也同步上修0.4个百分点至4.5%。这个上修正验证了本文的标题——偶然的时机，必然的结果。

二季度，全球经济实际上面临了多重挑战，包括持续的俄乌冲突与巴以冲突的扩大所引发的航运、能源和食品价格的波动，以及日本央行加入全球性货币政策收紧。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经济能够避免衰退并保持稳定增长，预期3.2%的增长与2023年的增长持平，这一成绩实属不易。

美国经济的强劲表现对全球经济增长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美国2024年的增长率预计为2.7%，相较于2023年的2.5%略有提升。美国经济的增长得益于多种因素，最主要的驱动力是财政刺激措施，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本年度的财政赤字将接近2万亿美元，超过去年的1.6万亿美元。

尽管中国经济的预期增速为5%，在超大型经济体中位居首位，但资本市场的反应却大相径庭，其主要原因在于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对投资者信心的影响巨大。历史上，房地产行业对中国经济的增长贡献占比极高，这便形成了很强的思维惯性，导致投资者过度关注房地产板块，而忽略其他板块的快速增长，如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迅猛发展并走向全球市场的主导地位；消费电子经过几年的低迷也开始有所反弹，根据中国信通院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5月国内市场手机出货量3032.9万部，同比增长16.5%。

投资者另外一个思维惯性就是高估美国需求对中国的影响，尽管自2018年中美竞争白热化后，中国对美国直接出口在总出口的占比已经从2017-2018年的12个月平均水平19%下降至过去12个月的15%，且中国新能源车几乎未出口至美国，市场仍然会习惯性地对美国针对中国推出的每一个不合理贸易摩擦措施表示担忧。

中国消费者/投资者的担忧在消费者信心指数上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自2022年的低点以来，央行季度调查显示名义收入增速已经从3%反弹至6%左右，并已经连续三个季度保持稳定，然而，消费者信心指数却未显示出丝毫改善迹象，自2022年一季度以来持续低迷，今年一季度再次下降，5月该数据录得86.4，接近历史低点。

展望三季度，全球经济增长虽然大概率保持稳定，但增速或有所放缓。

稳定增长的驱动力来源于前文所提到的各种政策惯性效应，中国的低利率环境正逐渐推动消费与投资，带动通胀缓慢回升，助力经济逐渐进入正循环状态。而美国拜登政府为了连任，财政刺激预计将在三季度持续，几千亿美元的财政存款也将逐步释放，推动投资进一步增长。

然而，中美增速放缓的原因也不尽相同。中国方面，投资者预期低迷，叠加二季度股票与地产风险资产表现较弱，不仅影响市场信心，也对消费者的购买力造成压力，从而抑制后续了消费。美国方面，疫情后累积的居民超额储蓄消耗殆尽，花旗美国经济意外指数已经从4月中的+40下滑到6月底的-28.5。

坦率地说，这一预测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主要风险包括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升级、能源价格的波动以及全球贸易紧张关系的加剧。中美两国在政治层面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中国的不确定性来自于三中全会可能出台的新举措是否会高于或低于市场预期，而美国的不确定性则来自于总统选举首次辩论后竞选趋于白热化，以及候选人的潜在变化。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如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都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战争导致航运、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的同时也大幅增加了市场的波动，价格上涨进一步增加了全球通胀压力，波动更让全球央行无所适从。此外，战争还加剧了全球供应链的中断，影响了生产和贸易。而中东冲突三季度有扩大化的趋势，若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得不到缓解，可能会对全球经济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

能源价格的波动是影响全球经济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尽管近期能源价格有所回落，但中东地区冲突的持续，美国与沙特安全协议进展的扑朔迷离，都意味着能源价格未来上涨的可能性大于下跌。能源价格的上涨会增加生产成本，抑制经济增长，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增长。同时，能源价格的波动还加剧全球通胀压力，使得央行难以在短期内放松货币政策。

此外，贸易紧张关系可能会导致全球贸易量的减少，影响全球供应链的稳定。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后，欧洲也计划对中国新能源车提高关税，导致中欧潜在的贸易摩擦。围绕中欧磋商的结果，对全球经济增长将会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值得市场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