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 文

在莫斯科地铁建成通车的1935年，一名剑桥毕业生进入英国外交部，开启了“剑桥五杰”长达50多年的神奇间谍传奇。不同国家与立场的人尽管对“五杰”有着不同的评价，但都共同认可这出自英国上流社会的五人为苏联提供情报的出发点是信仰而不是金钱。

投资也要有信仰。不少人以为是钱，其实不是。回报本身是目的，是结果，但不是信仰。信仰是驱使你无怨无悔进行某些操作的理念。

小的信仰其实很小，比如5日均线、金叉、顶背离等等技术指标。你或许坚信技术指标能帮你赚到钱。

中等的信仰比如陆港通资金，很多股票基金经理不眨眼地盯着每天百亿左右的北向资金流动去交易万亿左右的A股，这是典型的“尾巴摇狗”的信仰 (The tail wag the dog)。

大一点到国家机构层面的信仰，比如不断被人提及的“don't fight the Fed（不要与美联储作对）”。也有部分人不信，结果硅谷银行（SVB）事件就出来给大家提个醒。

能上升到国家层面的信仰就不多了，但这里不能不提的是价值投资者膜拜的神——巴菲特巴老，他有一张著名的PPT，上面写着“Never bet against America（永远不要跟美国作对）”。

正如宗教信仰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政治信仰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我的投资信仰跟巴菲特的就不太一样。第一个区别在国家层面，我更相信中国，相信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利与有力的结合，相信这两个结合过去超越苏联的计划经济，未来也能超越美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第二个不同在投资层面，宏观投资是宏观投资，价值投资是价值投资，宏观投资与价值投资有互相借鉴之处但本质上这是两个不同的投资模式，依赖不同的投资价值观与信仰。

本月先谈国家层面，从三个角度出发。

首先是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长的信仰。2022年对中国与中国人来说是艰难的一年，经济的平稳运转受到疫情拖累，悲观情绪蔓延，以至于美国前财政部长萨摩斯与日经研究所最近都提出“中国经济总量也许永远不会超过美国”。这些论断其实很荒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在2016年就超过了美国，2022年超20%。只是针对这组数字两边都不爱提及，这是中美现在少有的“共识”。其他方面其实也是如此，制造业各种可度量的量中国都远超美国，比如发电量、汽车生产量与制造业增加值均为美国两倍左右。美国领先在服务业，但恰恰这个东西很虚。对比上海人均700元人民币及纽约人均100美元的餐饮，就知道前者在质量、服务、花式上领先的不是一点半点。

说到未来，有些悲观声音说看不到中国的增长点。其实很多问题可以反问，尽管不见得有清晰的答案，但至少可以否定现有的疑惑。第一，你能看到美国日本欧洲韩国的增长点吗？第二，中国人均GDP现在大概在1.2万美元出头（汇率计算），以国人受教育程度、全球人才储备、大学排名不断提升的趋势、“卷”的能力与精神，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中国达到韩国人均3万美元或者日本曾经人均近5万美元的水平呢？如果没有，那中国经济总量在未来的15到20年会达到300万亿人民币以上，相较于现在的120万亿出头，财富的创造空间还很大。

其次是有效体制的信仰。绝大部分人相信市场的力量，我也一样，毕竟我们作为二级市场投资人，每天交易的就是市场价格。但与此同时，我对政府同样有信仰。我更相信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利与有力结合，可以说是种“中庸之道”。不少人会说中国今天的发展全都是各类市场主体自发增长出来的结果，政府只是放手而已。其实这个论断等同于说微软做到今天全球软件业老大，跟比尔盖茨与董事会没关系，都是底层员工与部门经理的业绩，这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

最后是执行能力的信仰。有为政府既不是全能政府也不是计划经济，其难点在于有为的程度。在这点上，中国领导人有着清晰的认识。李强总理2014年任浙江省长期间曾经接受过《新华网》专访，他谈到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关系。“加快打造尊重市场、尊重规律的‘有限’政府，服务到位、监管到位的‘有为’政府，严格依法行政、规范高效运转的‘有效’政府。” 对比特斯拉中国工厂案例，我们看到李强做上海书记时在上述三个“有”上执行的非常到位，对中国电动车行业冲向全球第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个案例造就了一个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典范，也加强了我对本届政府执行能力的信仰。

巴菲特说，他生在一个好的年代，伯克希尔-哈撒韦赢在对美国的信仰。

我觉得，我也生在一个好的年代，凯丰投资也会赢在对中国的信仰。